北京央視大樓、長沙世界第一高樓、蘇州東方之門等新建筑接二連三引發(fā)網(wǎng)友吐槽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沈陽中心地區(qū)一座將完工的大廈、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新地標塔也沒有逃過被嘲笑的“厄運”。

　　對于近年來國內不斷出現(xiàn)的新奇，并被意欲打造成“地標”的新建筑，業(yè)內人士也不買賬，中房資深總建筑師布正偉直言：美觀變成了政績、造勢和攀比。

　　何為地標

　　大城市建地標，中小城市也建地標，在地標泛濫的今天，人們除了憶起那些有歷史、有豐富文化內涵、讓人溫暖的地標建筑，不禁也問：什么樣的建筑才能稱為地標？

　　原中元國際公司資深總建筑師費麟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答案，也沒有統(tǒng)一的標準，每個人心里的地標都不一樣，因為每個人對建筑本身都會有不同評價，可以說是“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”。

　　著名作家葉永烈認為，地標建筑有與眾不同、比較宏偉的特點，但更不能忽視歷史因素，“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，需要大家公認，才能成為地標建筑”。

　　今年年初美國一家知名雜志評選“全球最佳經典地標”，從側面印證了這一觀點，其評選出來的5座地標分別為：法國艾菲爾鐵塔、美國自由女神像、秘魯馬丘比丘、意大利角斗場、美國金門大橋。

　　對于成為地標的新建筑，人們很容易就想到悉尼歌劇院。這座1973年建成的歌劇院，在2007年就被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。

　　“它比較獨特，是在水邊，周圍沒什么建筑，相當于在一個很大的廣場中間豎一座雕塑，這個雕塑可隨便想象。”全國勘察設計大師、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胡越認為，悉尼歌劇院能成為地標和其獨特的位置有關。

　　胡越對什么是地標有很清晰的判斷和觀點，是不是地標的首要問題不是建筑本身，而是政府規(guī)劃問題。地標應該是在一座城市整體規(guī)劃后，從藝術角度、景觀角度以及重要性去確定某塊地方需要建一座地標，可能是在老城區(qū)，也可能是在新興商圈，或者像悉尼歌劇院一樣在一處荒野。

　　“這是歐洲的模式，我認為國內應該也是這個路子。”胡越說。無疑，現(xiàn)在從國家到地方政府都沒有這樣的規(guī)劃，“任意的、自己想搞就搞的地標，我認為這是挺荒唐的事情。”

　　建設部原副部長、兩院院士周干峙也深有感觸。他是蘇州人，也是蘇州市顧問，可是蘇州建東方之門事先他卻一點也不知道。“這種建筑為什么在建設之初不拿出來讓大家一起來討論呢？”周干峙對此很不理解。

　　胡越認為現(xiàn)在人們對地標的理解不清晰甚至有些混亂，只有當?shù)貥说牡囟未_定后，才是建筑師發(fā)揮的問題，胡越說對建筑造型的附會很正常，在中國有，在國外也有。

　　所謂地標　　

　　“現(xiàn)在新建的樓動輒幾百米高，每座城市、每個地區(qū)都搞地標，而且價值觀都是單一的，即又高又大且新奇，最后就沒有了所謂的地標了。”費麟感嘆現(xiàn)在可以說是遍地開花搞地標，而且“越高越標志肯定是誤區(qū)”。

　　跟風不僅達不到地標的效果，而且讓人有“不知身在何處”的感覺，葉永烈說在國內的許多城市看到的都是現(xiàn)代化的建筑，即使遠在銀川、新疆喀什，依然是高樓大廈、玻璃幕墻。

　　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提醒人們，我國的博物館建設，三年前是一年建120座，去年統(tǒng)計是建了398座，平均不到一天一座，“地方政府希望打造成地方名片、地標建筑”。

　　這與許多城市在北京奧運會后大建體育館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　　對此，費麟毫不客氣地批評：這是建筑“大躍進”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一是與政府管理有關，如單霽翔所說的名片、地標效應。另一個是開發(fā)商造勢為取得更高的利潤。

　　被譽為“中國當代建筑之父”的張永和于1993年成立了非常建筑工作室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張永和說：“哪想到，現(xiàn)在的中國建筑比當時怪太多了�，F(xiàn)在可能倒過來，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筑，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筑。”

　　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地標

　　盡管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地標建筑，但對于成為地標的條件，學者們認為有幾個必不可少的原則。

　　在前不久舉辦的“建筑方針60年”座談會上，幾代建筑師一致表示，“實用、經濟、美觀”的六字方針在當下仍然是需要強調的。

　　周干峙上世紀50年代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上課時，梁思成第一節(jié)課給他們講的就是實用經濟美觀。

　　可這一基本要求，有時卻不能達到。建設部原副部長葉如棠提到他在國家大劇院的一個經歷：國家大劇院的四樓，觀眾席上前后座距離僅80厘米，像他這樣一個中等個子的人坐進去，膝蓋都會頂?shù)角芭抛�位�?ldquo;坐在那里看戲很是受罪。這就是為了建筑的形象而犧牲了它的功能。”葉如棠說。

　　對于國家大劇院，葉永烈感覺還是很有創(chuàng)意的，但是不應該放在那兒故宮和人民大會堂的附近。

　　胡越在談到地標需要規(guī)劃的同時，也表達出另一層意思，一個地標建筑的好壞不能孤立地看，是和城市、周圍環(huán)境有關的。

　　“在北京CBD商圈，在造價、技術允許下，建一座800米以上的高樓，做成什么樣子都行。”胡越說，地標不是孤立的，“把悉尼歌劇院放在故宮邊上，再好看也是失敗的”。

　　費麟認為地標沒有統(tǒng)一模式，但每座城市應該按照自己的歷史和文脈特點去規(guī)劃和設計。以蘇州和深圳為例，兩座截然不同的城市，地標也應完全不一樣，或者傳統(tǒng)，或者現(xiàn)代。

　　對于中西結合的模式，費麟很認可，他說這可成為一個努力的方向，像貝律銘設計的香山飯店，像獲2012年普利茲克建筑獎的王澎，就在這個方向探索了10年之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