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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大型渠系水利工程大多修建于西漢時期，而且主要集中在漢武帝時期，并且以關中地區(qū)為主。說明經過漢初的休養(yǎng)生息，國家實力提升，政府有能力組織大規(guī)模的工程修建。關中地區(qū)大規(guī)模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也使其經濟中心的地位相當突，也就難怪司馬遷會說“故關中之地，于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眾不過什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”。

二是灌溉面積大。如鄭國渠溉田“四萬余頃”，白渠溉田“四千五百頃”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、關中輔渠、靈軹渠，汝南、江引淮水為渠，東海引鉅定水、泰山下引汶水為渠，所灌溉之田畝“各萬余頃”，“佗小渠披山通道者”所灌溉之田還沒有記算在內，可見“水之為利害也”¨。

三是制定水利法令。如倪寬修六輔渠時，“定水令以廣溉田”[2]~58，2630，顏師古注日“為用水之次具立法，令皆得其所也。”召信臣在南陽興修水利時，“為民作均水約束，刻石立于田畔，以防分爭。”。水利法令的制訂，有利于規(guī)范用水，防止分爭。

四是東漢因循西漢舊跡。東漢幾乎沒有大型水利工程，僅是對西漢的渠系水利工程進行修治而已，而且其活動的范圍沒有脫離西漢的框架，說明兩漢時所確定的基本經濟區(qū)域未有明顯變化。